虽然当时工部局图书馆已对华人开放，但读者大都是西侨，馆藏的书籍也都是英文的，报纸更是仅限于大美、字林西报与大陆报几种。
近一些的年份是装订成册的原件，摆在免费的阅览室里。
更久的已经给制成了幻灯片，需要缴会费，去档案室的一个机器上看。
所幸知微手上还有钱，她们翻遍了1908、1912与1914三个年份所有的报纸，但最后所获的不过就是寥寥几行字的记载。
1912年的叶少钧是一桩伪钞制造案子的疑犯，在巡捕房抓捕时逃脱，从此再无踪迹。
1908年的夏与阳却是诈骗。
有个叫关庆东的人在天津租界报案，说夏与阳与人合谋，冒充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专员，骗走他六十万两银子，却不知为什么耽误了六年时间，一直到1914年才出来投告，这个夏与阳自然也是找不到了。
线索就断在此处。
这两件时隔久远的案子也许互相纠联，因为一枚已经丢失的印章，一个已经身亡的同案犯。
只是她们完全看不出来与父亲的死有什么关系。
剩下的只有另一段记忆里的细节。
那一年生日之前，去小照相馆拍照的那天，父亲在路口的邮筒那里寄出过一封信。
欣愉还记得信封上碎片般的几个字——宁波路，程佩青。
父亲的笔记本里曾经是夹着很多东西的，现在却都没有了。
也许真正完整的线索，已经给寄出去了。
那又怎么样呢知微说，八年过去了，收到线索的人什么都没做。
但欣愉却又想到另一种可能，她从阅览室里拿来一张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的地图，摊在面前，对知微说，你知道吗上海有两条宁波路。
知微看着，看着，手指跟着细细的道路描绘。
果然，上海有两条宁波路，一条在公共租界南京路那里，另一条在华界，靠近法华民国路。
或许那封信送错了地方，根本没有寄到收信人的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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